机器轰鸣中的诗与歌
穿着深粉色吊带裙的邬霞紧张得要死，她抿着嘴唇，听着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大门马上就要打开，外面闪光灯亮个不停。
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接下来就该《我的诗篇》剧组出场了。这是由财经作家吴晓波策划的一部反映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现状的纪录电影。邬霞是其中一名写诗的女工人。
若不是电影的导演之一、诗人秦晓宇在网络上看到了她写的诗歌《吊带裙》，邬霞可能一直待在深圳市宝安区那个一点儿也不闪亮的世界里。
邬霞现在要从幕后走向台前。和她一起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还有刚刚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去年去世的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据秦晓宇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
“以前也有许多写工人的电影，都很难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不是演员，没法通过表情来呈现内心，但诗歌绝对是表达内心最合适的一种方式。”秦晓宇说，“现在都在说后工业化，实际上我们的时代还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而工业化的一些弊端正在展示出来，如何面对它们是全人类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工人诗人的忽视前短后长的裙子挂在瘦弱的身体上，这就是诗歌里写到的那件吊带裙了。那是她最喜欢的一条，也是衣柜里最贵的一条，花了70元从地摊上买来的。除此之外，邬霞还穿上了几乎没穿过的银色高跟鞋。
红毯只有50米，她还是把脚磨破了。
平日里邬霞是不太有机会穿这些衣服的。从14岁到深圳打工开始，邬霞上班时间必须套上铁灰色、水桶样的厂服。制衣厂“加班是出了名的”。
要想写作，她必须在凌晨回到宿舍以后，拉起上铺的床帘，用几乎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
其实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窘迫。爆破工陈年喜倒是有大把的时间，他总是沿着山脉往深处行进，最长的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但是在深山里爆破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稍微不留意石头就会掉下来砸到人。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才能打开头上的矿灯，在巴掌大小的灯光照射下写诗。
大山深处没有纸，陈年喜就写在烟盒背面，有时候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等到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再一点一点誊写到网络博客里。邬霞写作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有一种薄薄的黄纸是从父亲打工的厂里找来的，“都快要透明了”。为了节约，她还要尽量把字写得小。
她的那首《吊带裙》，也写在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上：“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工厂和角落里的诗句，很容易被机器的轰鸣声吞没。读过许多中文诗歌的秦晓宇，是在一次号称没有门槛的网络华文诗歌大赛上当评委时，才意外发现还有一些“写作非常成熟，但自己又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工人诗人”。
曾经多次走进工厂，被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陪着，从这些工人身边快速走过的吴晓波，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他记得自己是一次在南京出差时报摊上买了一本《读书》杂志，才在其中看到了秦晓宇对工人诗人的介绍。
很快，他就给素不相识的秦晓宇写了一封信：“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我们似乎找到了这根线头。过往30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本来吴晓波的建议，是让有编选中文诗经验的秦晓宇为这些工人诗人编一部诗典，但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资料的丰富程度超越了预期，他们决定再拍一部电影。
拍电影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这部电影的另一名导演吴飞跃记得，他曾拿着先期制作的一段宣传片到广州纪录片提案大会寻求支持，获得不少人的赞扬，却鲜有实际支持。
“这集中表现了大众对诗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工人诗人的态度。”吴飞跃说。
由于缺少传统渠道的支持，摄制组决定用网络众筹的方式。
“我们选择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秦晓宇说。虽然在决定进行众筹时，“很多人表达了十分悲观的意见”，但是在众筹进行的3个月里，共有1304人参与，共筹集到216819元。在影片的结尾致谢部分，1304个普通人的名字被一一打在银幕上。
2015年初，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导演们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几名工人诗人聚在一起，在北京五环外的边缘地带皮村，举办了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
